百年前的“金融风潮”——记上海中国银行的抗“停兑令”

2016/7/25 18:27:04

百年前的“金融风潮”

记上海中国银行的抗“停兑令”


(镇海) 蔡小军


    一、山雨欲来——北洋政府之停兑令


    进入民国以来,中国政局屡加变故,北洋政府之财政亦入不敷出,其局面常是“唯有向银行借款方可度日”。民国四年(1915年)底,袁世凯称帝,12月云南起义,贵州、广西等诸省随之响应,并相继宣布独立。民国五年(1916年)3月,袁氏被迫撤销帝制,但仍计划以武力镇压西南,藉以维持其北洋系的原有势力。战争第一前提的就是钱,再加之袁氏在称帝前后亦耗资颇巨,所以如何筹钱乃是北洋政府首务之急。


    为此,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秘密策划合办中国、交通两银行,集中两行各地分行之所有库存现金约1000余万元以备急用,并建议发行一种不兑现钞票。当时,交通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约达3729万元,对政府之垫款高达约4750万元;而中国银行的纸币发行总额约达3845万元,对政府之垫款约1204万元。


    同年4月间,交通银行京、津、沪三分行已无充分之准备金,陆续出现存户提存和挤兑钞票之情形。继而,政府拟发行不兑现钞票消息外泄,京津两地市面恐慌,群起向中、交两行挤兑,政府在束手无策之下,悍然决定采取钞票停兑和存款止付现银的政策。5月12日,国务院正式公布《停兑令》,规定:“自即日起,所有中、交两行已发纸币及应付款项,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。……各省地方均不准私自违令兑现、付现,并严行弹压,禁止滋扰……”。此令一出,也间接宣布了北洋政府财政与金融的破产,很快便引起了全国性的金融恐慌与停兑风潮。


    二、中流砥柱——上海中国银行之对抗


    5月8日,中、交两总行曾密令中国、交通上海分行迁往租界外的南市十六铺地区营业,两分行均曾电询迁移之原因,但未有回复。12日清晨,上海中国、交通两行同时接到其北京总行转来国务院停兑钞票、止付存款的命令,上海交行次日即登报公告遵令停兑。


    而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宋汉章、副理张嘉璈等人经再三考虑及协商,认为银行决不能停兑,若按照命令执行,则银行信用扫地,永无恢复之希望,而中国整个金融组织亦将崩溃。宋氏甚至表示:“官可以不做,钞票不能不兑现,钱来自老百姓,还要还给老百姓。”随即核算出沪行所存现金准备,约占发行总额及活期存款数额的六成以上,可以应付挤兑及提存风潮,纵有不敷之数,尚有其他资产可以抵押变现。于是,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毅然决定拒绝接受北洋政府的“停兑令”,照常兑现、付存,并与沪上各金融家等密商对策,采取如下措施:


    一、12日,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开会议决五项办法:“1、上海中国银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,以后政府不得提用款项;2、本行所有资产负债,移交外国律师,代表股东管理一切,并随时有查账之权;3、将准备金移交外国律师代为保管,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;4、所有存款均到期立兑;5、将来各商家设有损失,悉归股东联合会负责向南北政府交涉,归正式政府承议。


    13日,股东联合会登报公示,并由英国律师古柏和日本律师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全行财产后,再具函全权委托原经理宋汉章、张嘉璈照常主持营业;英国律师葛福来代表存户致函宋、张二经理,要求“将存款及钞票准备充足,照常兑付”。


    二、由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、常务董事蒋抑卮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,分别代表中国银行股东、存户及持券人,各请律师向法庭起诉,控告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经副理有损害彼等权益行为,要求法庭阻止。如此行之,其目的是:在诉讼未判决之前,北京当局不能撤换现任经副理,以便宋、张二经理能够顺利执行预定之计划。


    三、12日晚,由上海中行襄理胡善登联络银钱业,委托代兑钞票事宜;由沪行提供现款存放于代兑之南北各钱庄,每家现洋5000元;同时也委托各外商银行代兑,每家各存现洋数万元;这样可以分流挤兑人群,藉以维持钞票信用。


    三、风平浪静——挤兑风潮的平息


    5月13日,市面在得知“停兑令”后出现极度恐慌,当日挤兑者即有2000余人,势如潮涌、蜂拥而至,在中国银行门口喧扰不堪,使得巡捕房也不得不派人维持秩序。第一天上海分行共兑出57万元。


    14日周日,银行原本停业,但为安定人心,特破例宣布开门半日,但当天挤兑人数仍有2000余人,秩序一度混乱。


    15日,上海分行在各大报纸刊登广告以表歉意。是日各外商银行经理开会议决,一致赞成协助上海中行至必要之限度。华俄道胜银行以现洋50万元接济中行,并致函各国领事团转报驻京各国公使团。消息传出,人心稍定,该日挤兑人数减为400余人。14、15两天共兑出70万元。


    16日,英、德、法领事馆接到北京公使团赞同协助中行之复电,该日挤兑人数减至百余人,兑出27万元。17日,情势已趋缓和,兑出13万元。各银行收到沪行钞票,随时即用出,并不持往中行兑现,市面流通情形逐渐恢复正常。至5月19日,挤兑风潮平息。


    当时的上海已是全国的金融中心,又是对外贸易的第一口岸,上海中国银行如果遵令停兑,势必会进一步引发全国性的金融风潮,这对各中外银行及中外企业都将产生不利影响。因此,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的抗“停兑令”,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,并最终取得胜利。之后,南京、汉口、浙江、安徽、江西、湖南等分行也相继仿效,使得东南金融得以保全稳定。相反,北京、天津在北洋政府的直接控制下遵令停兑后,整个市面商业停顿、物价暴涨,从而引发更严重的“京钞风潮”,纸币跌至五六折,并延续十年之久。


    上海中国银行在抗“停兑令”之前,其上海地名券(简称沪券)的发行额为400余万元,约占中国银行总发行额的10%。抗“停兑令”事件的成功,自此也使得上海分行的信誉深入人心,沪券的发行量和流通区域迅速扩大,逐年递增,至1920年发行额达到1220万元,约占中国银行总发行额的20%,而且逐步改变了由外商银行控制上海金融市场的局面;至1928年底,沪券发行量达到11195万元,约占全行总发行量17230万元的65%,而且沪行的资金运用与调拨,早已遍及华东和华中各省。


    四、吉光片羽——兼谈早期中国银行上海地名券


    中国银行诞生于上海,同时也是最早发行纸币的分行。上海分行早在1912年仓促开业时,即以发行利用大清银行兑换券改造的中国银行“李鸿章像券”,随后发行的便是“黄帝像券”。中国银行上海地名的李鸿章像券、黄帝像券,就其档案显示曾发行过很多次(实物均有数种签名),此外沪行还是最早推行领券制度的银行。


    就常理而言,中国银行李鸿章像、黄帝像上海地名券发行为数既然不少,应该会留存下来比较多的钞票实物。然事实却完全相反,这些钞券非但存世难觅,甚至可以用“吉光片羽”来形容亦不为过。


    回顾历史,深层次的来加以分析,我们完全可以找到答案,这与抗“停兑令”也有着密切的关系。首先,自“停兑令”颁布后,京、津等分行拒绝兑现,而上海分行则维持兑现,所以当时有很多人将黄帝像的其它地名券涂改成上海地名,藉以来上海冒用;甚至连作废或之前早已停兑的云南、四川、广东各地名券亦有纷纷涂改来冒用者。从今天的实物而言,包括之前某些拍卖行曾拍卖过的上海地名“黄帝像”券,几乎都是昔年的伪改地名券。笔者曾经过研究,这些伪改券的原本地名大抵以北京、云南、四川及广东等4种为主。这种伪改券之冒用等情节,在中国银行行史及其他档案中均有详尽之描述,甚至一度成为沪行的一大困扰。


    1918年,上海中国银行开始发行民国七年版的上海地名券,同时也将原有的李鸿章像券、黄帝像券等旧券彻底加以收回。这种七年版地名券仍由美国钞票公司印制,其最大的特点是:其一,上海地名券与其他分行的地名券颜色完全不同;其二,是钞票的底纹内均印有大量“上海”地名。这种措施,完全是用来针对伪改券的困扰,事实上也起到标本兼治的杜绝作用。


    中国银行上海地名的李鸿章像券和黄帝像券,是中国银行钞券系列中最为难找、珍罕稀有的品种之一,值得珍视和研究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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